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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附上本文发散的基础,可以先行阅读。阿史那摸末墓志来自上文,阿史那勿施墓志来自日本学者石见清裕《唐代的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一书里扒拉的,附一下截图。
依据朱振宏之文,可以知道以下几件事。
东突厥处罗可汗名奚纯,曾在隋朝被赐婚李夫人。
处罗可汗有二子:长子阿史那摸末、次子阿史那社尔,次子归唐后尚衡阳长公主,长子亦在隋时娶李氏女,即后来的“平夷县主”。阿史那摸末与平夷县主的婚礼在李世民家中完成。
处罗可汗一支确实是自还在隋时就和李渊一家有所联系,而且多半是两代都有联系。而阿史那摸末不得继承汗位,除了当时的确年纪尚小,可能也有其妻为李氏女而当时主政突厥的是隋义成公主的原因。
首先,处罗可汗的李夫人,墓志没写是不是李唐宗室,我姑且认为是,且是在启民可汗归隋(599年)后被赐婚,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阿史那摸末才会之后更娶李氏女。不过看墓志叙述李夫人应该没有留下子嗣,否则阿史那摸末及其子孙的墓志应该都会提一下这是自己的妈妈/奶奶。(加上后来处罗可汗非常顺滑地收继婚了义成公主,大概这位李夫人多半谢世在此之前。)
其次,我引用墓志的日本学者书里怀疑李夫人与平夷县主或有可能为同一人,其实基本不可能。阿史那摸末按墓志卒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时年四十三岁,倒推之其生于隋大业三年(607)。其与县主成礼是“随日初婚之时”,那么至迟不会晚于618年,即便草原民族早婚,此时摸末也就是十一二岁的半大小孩。而李夫人被赐婚他爹时怎么也当是十五岁左右的适婚年龄了,就算真的搞收继婚,要是回过头来在隋末还来跟时年十岁出头的摸末又在李世民家中与阿姨辈分的后妈成一次礼,李世民后来还主动提起,未免有些夸张。且墓志中一称夫人(应是隋世时未有封号),另一称则是“可怜公主”云云(公主应为县主之误?),称呼差异也可知是为两人。
朱文中认为阿史那摸末与县主成婚大概就在李家晋阳起兵到进入长安改元义宁的这段时间内,我也以为是,并且觉得甚至可定位到顺利入关攻占长安之后的这段时间里。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时联结突厥人所共知,双方除却物质和文书上的约定,通过婚姻加强纽带也不奇怪,何况摸末之父本就娶过李夫人。而婚约商定到成礼则肯定不在一日,多半要等入关大事已定才好办事,也符合“财帛金宝入突厥”的氛围嘛,再给一份嫁妆。至于成婚地点在李世民家中,他一贯与突厥贵族关系亲密,借他的府邸为婚宅也不奇怪。
由此也可以略微带过一笔讨论一下摸末之弟阿史那社尔的年龄讨论。史书确实未载他的生年,而之前发现国内的检索网站上都把他的生年写为604年,不知依据在何处。但是他既已明确为摸末之弟,肯定最早也就生于607年。“年十一,以智勇称于本蕃,拜为拓设,建牙于碛北,与欲谷设分统铁勒、纥骨、同罗等诸部。”最大的可能性还是他是在父亲处罗可汗成为东突厥大可汗时(619)受封为设建牙碛北,倒推为生年在609年。(再说远一句,这样也能解释后面武德九年被薛延陀锤了只能往西跑,因为当时确实还是年纪小,才十八岁,蛮夷家的孩子早上工是这样的。)
最后有关阿史那摸末未能在其父去世后继承汗位,除却他当时年仅十四岁,也确实要考虑他娶了李氏女而突厥此时已为隋室的义成公主主政。所以其实在处罗可汗为可汗的短暂一年里突厥王室还是挺微妙的,有个杨家可贺敦和李家儿媳妇,尤其摸末还是处罗可汗嫡子。另外鉴于此前处罗可汗曾与李夫人的婚姻关系,那么始毕可汗在支持刘武周南下后突然死去、突厥转而支持在山西与刘武周宋金刚作战的李世民,“秦王世民之讨刘武周也,突厥处罗可汗遣其弟步利设帅二千骑助唐。”其中微妙还是不言自明。当然,并不是说他心向李唐,与此同时也是在他的治下“突厥处罗可汗迎杨政道,立为隋王。中国士民在北者,处罗悉以配之,有众万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甚至突厥由反隋(定杨、平杨)取向转为助隋复国也是发生在处罗上位后的短时间内,义成公主的作用很大,处罗可汗本身的想法也同样重要。可惜他死得亦很突然,死因一说被义成公主毒杀一说被唐朝使节郑元璹毒杀,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版本也许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出处罗可汗试图持两端的作为同时令义成和唐廷都感到了不安。
处罗可汗在大规模兴兵南下时暴亡,义成公主随即扶立头脑更加简单、对待唐廷基本以武力劫掠为主的颉利可汗。当时的摸末(时为郁谷设)因年少和妻为李氏,继位之权被排斥居于夏州,必然因此和颉利可汗离心生隙。故我们可以发现,在颉利可汗登位后,武德初年突厥南下的主要通道夏州一路几乎没有被使用过,甚至曾在武德五年反结唐朝,默许了其对南侵的颉利可汗的掩袭。与此相关在吴玉贵著作《隋唐帝国与突厥关系史论》“郁射设与东突厥大可汗颉利关系析疑”一章节中有详细论述,只有一点或可补充,即阿史那摸末所控制的地区与颉利可汗的行动脱节、与唐廷关系暧昧,其中也许亦有其妻平夷县主的影响。而在其子孙墓志中甚至不惜“贴金”,直接说其唐初便以河南之地万于家来归附被安置于灵州之境,太宗随之降书慰问将贞观三年之事更向前提。事实上“初,突厥连于梁师都,其郁射设入居五原旧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边人悦服。”
另,武德年间阿史那摸末主动与唐廷为敌的记录要到武德九年五、六月。“会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建成乃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直接造成李建成与李元吉认为可依托此次机会武力解决与李世民的冲突:“建成谓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付吾国务。正位已后,以汝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时坑之,孰敢不服?’”此次谋划很快被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眼线告知,于是李世民得以以形势危笃为由名正言顺开展反击,先发制人将谋划已久的政变付诸行动。可以说,曾借李世民府邸为婚房的阿史那摸末,或有意或无意地给李世民送了一次关键助攻。
脑洞大开且绝不严谨可当做彩蛋的余论:李世民与突厥的亲密关系
通鉴中关于李世民在武德中后期讨备突厥事,有几条颇有意思的记录。
建成与妃嫔因共谮世民曰:“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则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世民免冠顿首,请下法司案验。上怒不解,会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李建成的诬告究竟是否诬告?看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很难说他不是冥冥中感受到了微妙:
(五年)颉利复自率五万骑南侵,至于汾州。又遣数千骑西入灵、原等州,诏隐太子出豳州道,太宗出蒲州道以讨之。时颉利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闻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太宗受诏北讨,齐王元吉隶焉。……太宗又前,令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其叔侄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遣突利及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奉见请和,许之。
八年七月,颉利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颉利不得进,屯于并州。太宗帅师讨之,次蒲州;颉利引兵而去,太宗旋师。
众所周知在武德中后期怎样弹压风头日盛且野心勃勃的次子是李渊要面对的首要难题,而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收获的巨大军事能量则是他可以公开与龟缩长安的父亲叫板的资本,李渊自然想尽办法夺其军权,不能说没有收取任何成效,但是李世民直到政变结束也依然在军队中保持巨大权威,同时压制了突厥进寇渭水和罗艺谋反内外两次危机,也是不争的事实。再结合上引史料和李建成的“诬陷”,武德后期形成一种“李渊猜疑、试图夺权——突厥进犯——李世民得兵征讨——突厥与李世民不战而退——李世民继续保有大权”的神奇局面,确实就值得玩味。李世民不光凭之保持对军队的控制,他还能在不需与突厥接战的情况下使突厥退去,李渊为降低损失自然更加依赖其作用。
李世民与突厥的亲密虽然史料里并不明说,却依然有诸多证据可循。
首先晋阳起兵时联合突厥本是其父子与刘文静共议,刘文静在以谋反罪被杀前始终是唐与突厥交往中的第一外交大臣,同时也堪称李世民帐下最重要的桥头堡。
其次李世民以手下三千玄甲骑兵横行天下,其组建时的马匹来源也很可能就是突厥当时助李氏起义的原始股。
又次李世民与不止一位突厥贵族结为兄弟,有香火之情(东突厥突利可汗、西突厥咄陆可汗,后者为西突厥可汗后亦举国来归)。也许香火盟誓是草原民族相互结盟时的传统,后来代宗也曾与回纥叶护太子结为兄弟,然而代宗地居嫡长又是天下兵马大元帅总讨叛军,在结盟时出面无可厚非,李世民如此积极则很有可说。
另,李世民还曾在府中接见阿史那苏尼失、阿史那忠父子,阿史那忠的墓志描述得几乎直白:“武德之日,元王结款太宗,公时则绮襦,早蒙谒见。”后来这对父子回赠了李世民一份超级大礼,贞观四年唐廷六路行军北伐,阿史那苏尼失把数次败于李靖李世勣之手、仓皇奔命的颉利可汗卖给了李道宗。
以及曾随李世民从晋阳入长安的执失武、执失思力父子,后者曾在颉利寇渭水时入唐交涉,李世民亦曾“与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孙,无相侵扰。”且其向李世民献策,“谴与李靖计会,内外应接”,最终使颉利退去危机解决。之后执失思力也不断穿引唐突间的沟通,贞观四年后更是为唐将军立有战功。(更多内容可参见牛致功《关于唐与突厥在渭水便桥议和罢兵的问题——读〈执失善光墓志铭〉》)
再加上正文中所提的,在李世民家中成婚的阿史那摸末,进犯唐境的时间点是否便利了李世民发动政变还可商榷,不过其人始终与颉利离心且于贞观三年末内附唐朝则为史实。
那么我们可以做出激进一些的结论,就是在李渊在武德中期天下初定后,决定对突厥的态度转向强硬由臣属转向敌国,而李二却在这时候保留了对突厥的暧昧和亲密。在他的不断结款与运转之下,与他交结的突厥人不仅帮助他持续掌握军队取得与李渊争权的胜利,甚至后来也帮助他覆灭了东突厥汗国。
参考文献:
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文中引用时已说过的不复述。
- 作者:萧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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